武昌城东，老秀才王守仁被请进了政务厅。

他今年六十二，前朝中过举人，后来清军来了，没做官，在乡下教私塾。华国建国后，他被请来编教科书，算是有点体面。

可今天这差事，他犯嘀咕。

“王先生，这是人口普查的表格。”年轻的政务员小李递过一沓纸，“您负责东城三条街，得挨家挨户问，填清楚。”

王守仁接过表格，戴上老花镜看。

表格分几栏：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职业、是否识字、有无残疾……

“这……这都要问？”王守仁皱眉，“年龄籍贯也就罢了，识不识字也要问？这不是揭人短吗？”

“总统说了，普查就是为了知道短处，好补上。”小李耐心解释，“您看，要是不知道多少人识字，怎么办学堂？”

王守仁叹口气，收起表格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拿着表格，提着毛笔砚台，上了街。

第一家，是个铁匠铺。

铁匠姓张，四十来岁，光着膀子打铁，火星子四溅。

“张铁匠，人口普查，问几句话。”王守仁站在门口喊。

张铁匠停下锤子，擦擦汗：“普查？啥意思？”

“就是问问你家几口人，多大年纪，干什么的。”

“哦。”张铁匠招呼老婆孩子出来。

老婆三十出头，怀里抱着个吃奶的娃娃。两个半大小子，一个十岁，一个八岁，脏兮兮的，躲在娘身后。

“姓名？”王守仁提笔。

“张大锤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四十一。”

“籍贯？”

“就武昌本地的。”

“职业？”

“打铁的。”

“识字吗？”

张铁匠咧嘴笑了：“先生，我要是识字，还打铁？”

王守仁在“是否识字”栏画个叉。

“孩子呢？上学没？”

“上啥学，跟着我学打铁。”

王守仁顿了顿，在“儿童入学”栏画个叉。

填完了，张铁匠按个手印。

王守仁看着那两个孩子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该上学的年纪，却在打铁。

第二家，是个寡妇。

丈夫三年前战死了，留下三个女儿，大的十四，小的六岁。

“识字吗？”王守仁问。

寡妇摇头：“不识字。女儿……也不识字。”

“没想过让女儿上学？”

寡妇苦笑：“先生，女孩子上学有什么用？将来嫁人就是了。”

王守仁没说话，填了表格。

出门时，听见屋里大女儿在教小妹认字，用树枝在地上画。

“这是‘人’，这是‘口’……”

王守仁站住脚，回头看看。

那女孩抬头，眼神清澈，有点害羞。

他走回去，从怀里掏出本《三字经》：“这个，给你。”

女孩愣住了。

“认得字，总比不认得强。”王守仁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一个月后，普查表格收上来，堆满了政务厅。

五十个文书日夜统计，算盘打得噼啪响。

结果出来那天，杨振华亲自来看。

“总人口，一千一百二十万。”统计官汇报，“汉人占八成五，少数民族一成五。”

“男女比例？”

“男多女少。”统计官翻着册子，“一百个男人，对应八十八个女人。战乱死的，多是男人。但女人……也难，生孩子死的，病死的。”

杨振华沉默。

“平均寿命，三十五岁。”统计官继续说，“识字率……不足一成。”

“一成？”杨振华皱眉，“这么低？”

“这还是往高了算。”统计官苦笑，“好些人只会写自己名字，也算识字。”

杨振华看着厚厚的表格，仿佛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

短命的，不识字的，穷困的。

这就是他的国。

“户籍改革，必须做。”他说。

改革方案公布：

废除“士农工商”等级，所有人统称“国民”。

实行“身份证”制度，每人一张纸，写清楚姓名、籍贯、体貌特征（比如“左眉有痣”、“右腿微瘸”），盖官印。

人口可以自由流动，但每到一地，需去官府登记。

消息一出，议论纷纷。

茶馆里，几个老学究摇头。

“士农工商，自古如此。废了，岂不乱了纲常？”

“就是！农就是农，工就是工，怎么能一样？”

可年轻人兴奋。

“以后咱做工的，也能抬头挺胸了！”

“还能随便走？我想去长沙做买卖，也行？”

“得登记，但总比以前强。以前离乡百里，就要路引，麻烦死了。”

****，成了新鲜事。

武昌府衙门口，排起长队。

张铁匠带着全家来了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张大锤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四十一。”

“体貌特征？”

张铁匠愣住：“啥特征？”

“就是身上有啥记号。”文书耐心说，“比如疤、痣、瘸腿……”

“哦，我左胳膊有个疤，让铁水烫的。”张铁匠撸起袖子，露出个铜钱大的疤。

文书记下：“左臂有圆形烫疤。”

按手印，领身份证。

一张黄纸，写着字，盖着红印。

张铁匠不识字，但小心折好，揣怀里。

“这玩意儿，真有用？”他问。

“有用。”文书说，“以后出门办事，就凭这个。孩子上学，也要看这个。”

“上学？”张铁匠想起普查的王先生。

“总统新令，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，必须上学。不送，父母罚钱。”

张铁匠张张嘴，没说话。

回家路上，老婆小声说：“要不……让老大去上学？反正现在打铁生意淡。”

张铁匠看看大儿子，那小子眼里有光。

“去吧。”他说，“认几个字，将来记账也好。”

寡妇也带着女儿来****。

文书问女儿：“识字吗？”

大女儿小声说：“认得几个。”

“写个名字看看。”

女孩拿起笔，歪歪扭扭写下“周秀英”。

文书笑了：“不错。上学了吗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现在能上了。”文书说，“新办的女学，免费。去吧。”

寡妇犹豫：“女孩子上学……”

“大婶，现在不一样了。”文书说，“总统说了，男女都是国民，都能上学。学好了，能做工，能当先生，不靠男人也能活。”

寡妇看着女儿，女儿眼里全是渴望。

“那……去吧。”

人口普查的数据，变成了政策。

鼓励婚育：寡妇再嫁，免税三年。多生孩子，给补贴。

推广医疗：各府县设医馆，培训郎中。种牛痘，防天花。

强制儿童入学：六岁到十二岁，必须上学。学费全免，穷的还管饭。

钱从哪来？

加税。

商税加了一成，田税加了一分。

地主商人有怨言，但杨振华铁了心。

“现在苦一点，为了将来。”他在议会上说，“孩子不上学，国无未来。百姓不看病，国无根基。”

有人反对，但更多人支持。

因为普查让所有人看到了问题。

问题摆在那儿，不解决，谁都不安。

三年后，第二次普查。

王守仁又拿着表格上街。

还是张铁匠家。

“上学了吗？”王守仁问。

“上了！”张铁匠咧嘴笑，“老大在学堂，认了不少字，还会算账！先生说他有天赋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王守仁在“儿童入学”栏画勾。

寡妇家。

大女儿周秀英已经十七了，在女学当助教。

“识字吗？”王守仁问。

“识。”秀英拿过表格，“先生，我帮您填吧。”

她提笔，字迹工整，填得又快又好。

王守仁看着，眼眶有点湿。

变了。

真的变了。

普查结果出来：

人口一千两百五十万，增了一百三十万。

男女比例，一百比九十一，好些了。

平均寿命，三十七岁，涨了两岁。

识字率，一成五，涨了半成。

不多，但是涨了。

杨振华看着报表，对唐云说：“还得加劲。”

“总统，钱不够了。”唐云苦笑，“医馆、学堂，都是吞金兽。”

“钱不够，就想办法。”杨振华说，“但不能停。停一天，就多一个孩子不识字，多一个人病死。”

他走到窗前，看着武昌城。

街上，有孩子背着书包上学。

有郎中背着药箱出诊。

有商人拿着身份证，去衙门办路引。

这就是他要的国。

也许不富，但人人有希望。

也许不强，但人人有尊严。

路还长。

但至少，走起来了。

走起来，就有明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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