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0章  市场之辩

    余切很快对弗里德曼有了回应。

    经济学家茅芋柿和他的弟子张维做了传话人，他们问余切：「能不能和弗里德曼有一个访谈？」

    余切道：「有何不可？但我有约法三章。」

    「哪三章？」

    「一，不得胡编乱造我————」

    才刚说一呢，张维就纳闷了，「弗里德曼也算是德高望重，老教授了，怎会编排你？

    余老师？」

    「你不要管，你原话转过去就行。」

    「好！」

    张维心里憋著一股气。不过，一想想面前的人是余切也只好忍著了。

    他和他老师茅芋柿是后来内地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代表，后世有个很出名的段子，「春运难抢票，如何解决？」

    师徒俩的观点是「涨价即可解决。」

    同样的，大学学费太贵，怎么办呢？

    你想得到的，还是「涨价即可解决。」

    「因为大学里面，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无法承担学费（原话）。」

    余切又说章法二，「不得以回忆录的形式描述这场对话，我们可以共同约定一个第三方来记录我们的访谈，一经却道，文稿不做任何改动。」

    「双方都同意后，即可发表。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的一个问题是，他会在回忆录里面添油加醋，变相的拔高自己。

    张维明白余切在警惕什么，他问：「余老师，如果你不同意发表呢？」

    「此话你拿去问弗里德曼—还有，我讲话你不要插嘴。」

    「好！」

    最后是章法三，「记者数量要有限制，你有几个美国记者，我就要带几个中国记者，每个记者的稿子大体相同。」

    这三条路，封死了弗里德曼无故炒作的意图。看来余切已经想到了这一点。  

    果不其然，弗里德曼得知消息后大笑。

    他对托宾说，「你看，余切和这里的人不太一样，他很警惕我和他的访谈。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此时来中国，就像是未来的篮球运动员罗德曼前往光之国一样，他心知肚明这是一场炒作，因而他当然要找最有名气的炒作。

    世事无常，上一个十年早期，弗里德曼曾是学术大明星，可当美国成功控制通胀之后，弗里德曼就失去了他的价值。他不再是舞台中央的学者，因此他总是想办法夺回关注度。虽然已经年逾古稀，但弗里德曼还是痴迷于被关注的感觉。

    如果不是在美国渐渐失宠，谁会跑来智利、波兰，中国这些地方呢？

    内地已经吃过弗里德曼的亏，他把内地任何不同于他的观点，都描述为政治正确。

    托宾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，他是凯恩斯派的。

    托宾赞同大政府主义，要求政府进行救济和加强组织。他和弗里德曼想法有根本区别，倒是和余切相似。

    如果被弗里德曼的炒作拖下水，这也太无辜了。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。

    「你要和他辩论吗？」托宾问他。「我要提醒你，迄今为止，东方余的辩论从未输过，你最好观摩一下他怎么批判德国总理科尔的。」

    「我确实是得考虑一下。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花了一晚上时间看了录像，他对科尔政府的无能嗤之以鼻。之所以科尔表现失态，是因为欧洲人不擅长进攻性的学术辩论，他们是那种上班打卡，数十年都可以没有任何成果，混吃等死的那种人。

    可美国人不是这样，弗里德曼是从激烈竞争中崛起的。

    在美国这个雄竞得不可思议的国家，弗里德曼身材矮小，样貌平平，如若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他早已被闪光灯所遗忘掉。

    「在这个国家击败他们最有名气的人，难道不也是一种成就？」弗里德曼说，他也很快就这么做了————双方把地点约在水木大学，因为弗里德曼听闻水木大学和燕大是死敌，在美国，除非是辩论的很好，否则水木大学的观众不会轻易倒戈。

    这是弗里德曼犯的第一个错，他很快意识到了。

    余切太受欢迎。

    十一月上旬，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在日韩旅游，准备自己即将到来的辩论。90年的下半年，弗里德曼一直在亚洲各国游学。在韩国，他发现这里的人从未见过余切，却把余切的几本小说奉为圭臬。

    《出路》、《共同警备区》、《白夜行》————为何总是这些书？

    以及那一本《计划体制》。不少韩国财阀的桌面上，都摆著这一本书。科尔奈和余切批判了计划体制内的一些弊病，指出大型跨国企业形成的产业联盟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种「计划体制」。

    余切对这种企业有辛辣的讽刺。

    「这些跨国集团要求上下游产业链必须配合进行生产，销售甚至是进行研发投入，其情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无本质差异，他们预先设定几年内的核心目标，然后强迫要求所有人达到这一成果。」

    「如果不能达成，则被残忍的淘汰，就像是在苏联阵营宣传的怠工」一样，企业主和他的员工必须面临失业风险。从而人为的划分了社会的经济秩序，从结果来看，它实际比计划委员会更高效，也更无情。」

    对此，余切提出了一些限制跨国集团的措施，这被一些政府工作者形容为「企业绑架民族和国家，政府需要夺回本来的权力」。

    结果韩国财阀逆练《计划体制》，打算造出一个计划和市场结合的企业怪物。

    凡是余切反对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，凡是余切强调什么，他们就通过权钱交易不允许政府进行限制。于是，《计划体制》在韩国被奉为大企业者的屠龙术只要倒著看，它比任何书籍都更为有用。

    更为难绷的是，在和韩国经济部官员会晤的时候，一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握住弗里德曼的手，问的却是另一个人余切，「您见过余先生是吗？他真人是不是像电视上那样高大？」

    「我没见过余切，不过，我即将和他有一场访谈。」

    中年人叹道：「如果能见到他，请和他说，余」这个姓起源于庆尚南道的宜宁郡，其历史可追溯到九百年前，是一个贵族性————说不定他祖上也曾是韩国人呢。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被这种鬼话逗得当场大笑，哪里来的野狗？到处乱喊乱叫？没有主人的东西然后才得知，此人是现任韩国大统领。

    他尴尬的收回笑，对此人道歉。

    在日本更不用说，这里到处是余主义分子，就连首相也是。

    更不要说那个平成之鬼，三重野康。「余」在日本是天王巨星一样的存在，他超越了学术和作品，简直是一种文化现象！反叛、理性、开放、保守、放荡、坚毅————任何人都能从余的书里面找到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情节，相信余切为他们站台。

    哪怕他们之间的立场，截然相反。

    「这里简直是疯狂了！」弗里德曼说。

    罗丝评价道：「这就像是你预言到大通胀一样，但这里不同的是，他甚至把金融危机精确到了哪一个市场，和哪一个时间段。」

    「这确实是一个奇迹，我始终想不通他如何预料到的。」弗里德曼感慨道。「从结果上来说，这确实是二十世纪后期，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经济预言。」

    两星期后，再度回到内地时，罗丝开始有些紧张了，「在亚洲，余比我们想像中还要受欢迎得多！」

    「是的，他一直在亚洲都很受欢迎，我们是知道的。只是再确认了一次。」

    罗丝摇头道，「我意思是，我们和他进行辩论，是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？」

    「为何不呢？他越是有名，事情才越是有趣。」弗里德曼信心满满。

    随即，访谈便在水木大学大礼堂举行。

    这是个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在历史上，曾有诸多文豪在这里留下故事。自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·墨菲，把这种教堂和中华元素相结合的建筑设计出来后，它便一直是水木大学的文艺活动中心。

    1924年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做演讲，学生们激动的大喊：「泰戈尔！泰戈尔！泰戈尔！」

    直到目送他落座还欢声不歇。

    又过了几年，大礼堂里来了个对戏剧极有热情的小哥。排了一出《娜拉》，是那挪威大作家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改编的。演出大获成功，观众都对男扮女装演娜拉的小伙子喊著：「小宝贝，小宝贝！」

    这个「小宝贝」就是万家宝，笔名曹禺，写出《雷雨》的剧作家。

    如今过去半个世纪，又一个文豪踏入到这里，虽然并非是水木大学出来的学者，但这里的学生对余切格外热情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吃惊————

    《时代》周刊的记者刘祥成一边写，一边打开录音笔。他是这场辩论中，被派来的美国代表。

    弗里德曼何其自信，他相信刘祥成绝对能不偏不倚，否则刘祥成就会失去《时代》周刊的记者地位。

    辩论开始前，余切问了弗里德曼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「抛开那些炒作，你真的相信自由市场是万能妙药吗？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和一般人不同的就是，他敢于回答那些明显太过绝对的话。「如果你这句话的反面是计划生产，那我可以说，自由市场是万能妙药。」

    余切忍不住笑了。

    为了不招惹麻烦，事情围绕东欧国家的一系列经济现象进行辩论。

    弗里德曼开门见山道：「几十年来，康米主义者将通货膨胀描绘成自由市场的祸害，因为在计划经济内，物价由法令确定，几十年来一直通过限量配给来压制著通胀。」

    「我们外界经常听到这样的指责：如果政府能够更强硬一些，那么物价的涨幅就不会这样夸张，因为政府可以狼狠打击那些囤货奇居的大资本————这是没有道理的。由于政府掌握资源，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切扭曲的源头，它要为这些事情负责。」

    「在东欧，我认为经过改革后，一系列物价的上涨是过去被行政压制，如今调整的结果。我的意思是，通胀并非是市场的错，而是计划经济已经埋下的炸弹，它晚了一步表现出来。」

    余切道：「是吗？波兰实施休克疗法后，一年通胀率达到600%，这是过去行政压制的结果吗？行政简直是无敌了，威力无穷，这和你说的政府越大越经济脆弱相互矛盾————我们反过来看，既然行政如此有用，为何波兰还要舍近求远？」

    「因为波兰人向往自由市场。」弗里德曼说。

    余切立刻打断他，「你错了！他们向往的不是市场，而是物质充盈的生活。这两者并不一样。全世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是自由市场，波札那，菲律宾也是自由市场。他们自由的出卖资源和劳力。」

    「转型需要代价，这是必然的。」

    余切勃然大怒。「什么样的代价？要什么时候才停止？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以一种不言而喻的语气道，「说实在，你知道怎么一回事。这不是我们逼迫他们的，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————」

    现场一时寂静，在大礼堂内显得分外明显，众人都望著余切，等待著他的回复。

    余切心平气和。

    「弗里德曼，我并非有意替波兰前政府辩护你知道我和科尔奈的书，我们是批判了这一套的弊病的。我瞧不起的是从一种极端，走到另一种极端，就比如在东欧经历剧烈通胀的现在，却仍然视而不见，你把它形容为轻飘飘的代价。」

    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么将所有的物质资料都夺走？要么就是把一切都拿来交易？非要这样极端吗？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想要开个玩笑，但余切厌烦了这种传教，他直接道：「我有点失去耐心了，你不要和我玩那些文字游戏！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想法。」

    「因为你这套叙事逻辑是非理性的，这里一切代价都是过往的问题，一切幸福都可以通过等待来解决。一切困难都可以说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开放度」还不够————这和信徒上天堂前，必须经过刀山火海有何区别？」

    「这就脱离了现实，你说的不是方法论，而是一种信仰和忍耐。我和你来，不是为了谈论这些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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