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2章  祝你好运

    弗里德曼夫妇在中国的旅行，因此彻底停止。

    他没了兴致去那些山山水水，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憎恨，因此他火速乘飞机回到大本营芝加哥，试图处理那些肮脏的「假消息」。

    「《时代》周刊上的消息是假的！那个中国佬—他不是一个诚信的人！他编造了我和余之间的对话。」

    然而，他面临的却是同事的奚落。

    芝加哥学派是一个大派，这里面高手如云，群贤毕至，虽然都持有「自由市场的观念」，然而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自由，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尺度也不一样。

    有时候，学派成员自己也会互相激烈辩论，指责某些人损害了学派的大好局面。

    这些人当中，以舒尔茨较为保守，他详细询问了弗里德曼和余切辩论的经过，然后道，「你输给他并不冤枉。」

    「我没有输！」弗里德曼道。「当太阳再次升起，我就会把这一切忘掉，我知道那又是新的一天。」

    舒尔茨笑了，「你输了辩论在我看来是意料之中，如果你赢了，我才真的感到惊讶。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十分愤怒，他知道舒尔茨在中国比他受欢迎，而且收了个中国弟子————因此弗里德曼口不择言道，「你到底是一个美国人，还是向往康米的内奸？就是因为你这种人曲意奉承，才让东方余这样的放肆！」

    「他完全不尊重我！他真该死！」

    舒尔茨早已经度过了争权夺利的年纪。他劝弗里德曼放手，并且不要再招惹余切。

    「我不可能放手，我绝不会屈服。」弗里德曼说，「这天对我来讲是奇耻大辱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给我的伤害。」

    而后是和弗里德曼关系十分亲密的加里·贝克尔。

    此人长期任教于芝加哥经济系主任，在有关于「自由」的衡量当中，加里·贝克尔介于舒尔茨和弗里德曼之间。他尝试调解弗里德曼和余切之间的关系。  

    「你输给一个作家是很正常的。你的理论和成就仍然很出色，但你永远辩不过一个作家————尤其是当你想要模仿一名作家时。」

    「我不是一个作家。」

    「是吗？但我们都以为，你有段时间是一个作家。这是你的特色。」

    这句话点出了弗里德曼失败的根本。

    为何余切没有击败舒尔茨，没有击败加里·贝克尔？

    因为他们是相对纯粹的学者，这样的人很难被打败。但弗里德曼不一样，他的人生中较多表现出时事评论家，乃至于撰稿人、媒体人的一面，他通过文章来为自己的理论做推广。

    50年代后期，弗里德曼担任《新个人主义评论》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，他频繁的进行路演，发表他的看法，当他发现黑苏很有流量之后，他抓住机会开始疯狂发表极端言论。

    这种言论迎合了国家需要，于是美国国际开发署，花大钱培养了一批「芝加哥男孩」也就是弗里德曼的徒子徒孙，信奉完全自由市场，要把梦想中的理想国建立在地上。

    这种「领先版本」的自由主义战士打法，让他迅速脱颖而出，后发先至得了诺奖。

    智利成为了「芝加哥男孩」的试验地。他们一口气砍掉国家补贴、全面私有化、放开物价、开放金融市场思————短短五年，GDP缩水五分之一，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问题：智利的失业率飙升到23%，最富的1%人群控制了全国60%的财富。

    智利人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从15%跳到70%，直到1982年，债务危机爆发，全国陷入「抢粮暴动」，智利政府的合法性破产。几年后，身在哥伦比亚的余切又发掘出「聂鲁达案」，给皮诺切特政府的尸体盖上了白布。

    但究其根本，搞死智利政府的人并非余切，而是弗里德曼。

    加里·贝克尔说：「你不单是一个经济学家，更像是一种社会符号，流行起来的文化现象————

    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时，我们就不可避免和另外的公众人物进行碰撞。」

    「我们的影响力越强，就越触碰到更多公众人物一直到你遇见了余切。他恰巧是那种略优于你的人。」

    这话迅速让弗里德曼破防了。

    为什么每个人都来指责我？

    「你也是叛徒！」弗里德曼说，「你嫉妒我能有这样的公众影响力，事实上我能和余切辩论，只要我报出我的名字，在各国政府都是他们的座上宾！而你无人知晓。」

    「你知道吗？加里·贝克尔——你是个文学学士，哲学硕士，侥幸入了经济学的门————你其实心底里崇拜那个人是吧！我知道你是一个余主义分子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！凡是写过文字的，有几个不对余切抱有同情，他们嘴上却十分虚伪一我知道了！你们还是在做那种大文豪呼风唤雨的梦！」

    「我告诉你，这一切该停止了，这不是雨果那个时代了。」

    加里·贝克尔感到弗里德曼前所未有的陌生。

    他双手一摊：「我只有一句话，祝你好运。」

    弗里德曼因此和加里·贝克尔的关系破裂，他们曾是极为要好的朋友。加里·贝克尔是弗里德曼的学生，但他并非自由主义神教教徒，而更接近于舒尔茨那一派，对此弗里德曼一直感到很遗憾。

    而现在这些遗憾变成了刀子戳进他的心里，他把过去几十年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
    沮丧吗？

    弗里德曼后悔了，我怎么能说出那些话？他找加里·贝克尔和解。「我向你道歉。你知道我当时气的发疯，我无法控制我的情绪。」

    「让我再想想吧。」加里·贝克尔说。

    「我期待你的回答，我们本该是最亲密的战友。」

    这一段时间，弗里德曼做了很多事情，他先是起诉《时代》周刊的刘祥成，但托病并不出席法庭，把新闻炒的热热闹闹，全美皆知。

    刘祥成被恶心得不行，拿出录音笔里面的录音作为证据。

    弗里德曼说：「那是被剪辑过的，我怎么会答应这样一篇稿子？这里面全是污蔑和编造。」

    刘祥成找来了余切那边的记者一新化社的邵琦和她的稿子，两篇稿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

    弗里德曼又说，「中国记者的新闻是不可信的。」

    十二月，名誉起诉官司正式开打，没有任何反转，弗里德曼干脆败诉。刘祥成以为这样弗里德曼该服软了，却不料他对媒体表示，「你知道的，这个国家的名人向来都很难维护自己的名誉权，我早已经习惯了。」

    一些媒体质疑弗里德曼「发疯一样的碰瓷，陷入到了中年危机」，另一些媒体站在弗里德曼这一边，之所以站在弗里德曼这边，不是因为他是弗里德曼，而是因为他反对中国人。

    「做记者报新闻要讲政治，讲立场。弗里德曼的方式虽然错了，但他是一个好人，好人不该受到指责。」

    好在《时代》周刊内部较为团结。

    业界相信刘祥成的水平，而且他能拿到余切的独家新闻。《时代》背后的华纳集团眼红于内地市场，他们知道余切在内地很有影响力，为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得罪余切，这是很不明智的。

    弗里德曼已是昨日黄花，他攫取关注度的丑态————真令人感到可笑！

    他永远不是沃森那样的学术明星，沃森敢于直面美国问题，尽管不一定是对的；而弗里德曼只是躲在安全屋里面，专挑他眼中的软柿子捏。

    杂志内部会议里狼狠嘲笑了弗里德曼，主编表示绝对会保护好刘祥成。

    有那么一刻，刘祥成真的以为是公道和正义保护了他。

    然而会议结束后，杂志社的记者理察展示了另一个原因：原来，在事情爆发后，余切给杂志社打来了电话。他明年要参加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，在那时可以把科尔奈等人拉来，为《时代》周刊提供独家专访。

    「我一直相信你们的专业能力，我知道你们不会为一些流言蜚语随便动摇。我希望刘祥成仍然作为我的采访者。」

    余先生竟然为我说了话！

    刘祥成心中大定，不禁庆幸起内地改开后实力大增，又有了余切这样的国际性人物，他在主要国家都有影响力。

    如果这桩事情爆发在二三十年前，刘祥成的事业恐怕已经完蛋了！

    华人啊！为何要互相防备？如果余这样的人更多，我们处境也不会像那样艰难！

    弗里德曼对《时代》周刊纠缠不休感到厌烦，他在媒体上询问，「为什么你们不肯指责中国人，却合起伙来迫害一个美国老教授？」

    这件事情引发了杂志母公司，华纳集团董事的亲自回应。「首先，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！其次，《时代》杂志和中国内地有过一段关系，这本来是我们可以进入内地市场的本钱一我们不愿意轻易破坏它。」

    「更直白一点，借用《计划体制》那本书里面的话说，我们为了股东负责，而不是为了民族负责。」

    「这样说太不负责任？责怪余先生吧！他让你们知道了职业经理人的内幕！」

    在历史上，《时代》周刊确实和中国有些联系。

    其创始人亨利·卢斯出生自中国鲁省蓬莱，他父母作为北美长老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，生下卢斯的那一年，中国正经历了「戊戌变法」。

    人总是对自己成长的地方有感情的，何况亨利·卢斯早年间有足足十四年都在中国度过。楼台高耸的蓬莱阁、烟波浩渺的大海，以及旖旎奇幻的海市蜃楼，给卢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    以至于卢斯离开中国时，忍不住说「我是鲁省人」。他不仅汉语熟练，还在耶鲁大学校报上写过中文诗，因他和中国的密切联系，卢斯得以采访到当时神秘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一吴佩孚是蓬莱人，他们是半个老乡。

    吴佩孚也是第一个登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的中国人。

    在纽约上东城65街125号，曾经有一幢典雅的四层红砖楼。卢斯买下这里赠给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，舒庆春、林语堂，梅兰芳等许多人都在这里演讲和交流。

    卢斯的爹也很厉害，他爹亨利·温斯特·卢斯中文名叫路思义，路思义这个名字还不熟悉？那么司徒雷登呢？

    在燕京大学成立时，路思义是司徒雷登的副手，两人分别担任了副校长和正校长。而燕京大学，现在已并入了燕大，原校址就是现在燕大的燕园一杨振宁住的那一小块儿地方，就在燕园。

    有这样奇妙的缘分，本应该是一项历史遗产，怎么能因为你弗里德曼就轻易毁掉了呢？

    刘祥成在美国的遭遇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转述给了余切。

    余家已经买了电脑。他可能是全中国最早拥有个人电脑的用户之一。

    就在三年前，中国这片大地才第一次发出电子邮件：中德团队基于西门子的大型计算机设备，发送了一条「越过长城，走向世界」的电子邮件。

    但那台设备是西门子的。当时的西门子有自己的主机和作业系统，然而德国电脑在九十年代被迅速淘汰掉了。

    余切用的是搭载微软3的个人电脑，「王安牌」。在余切的建议下，王安电脑公司苟延残喘到了90年代，凭借物美价廉，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入门首选。

    微软3是一代神级作业系统，至此彻底解决了图形化的问题。唯一的缺陷是只支持英语，没有多国语言版本。

    字库里面也没有中文汉字。

    因此，暂时只能用于余切和国外联系，在蓉城居住的马识途买了个IBM的电脑，那台设备兼容了汉字输入法，但无法进行可视化操作，马识途只管码字，其余的事情都由他的女儿马万梅来辅助。

    「电脑打字比手写快多了哟！」马识途打电话笑道。

    余切鼓励老马再接再厉，写几本生涯后期代表作。

    马识途道：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只能写一些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了。我不是你，你还在创作旺盛期—诺贝尔奖不是你的终点，你可千万不要停下来！」

    余切当然明白！

    个人电脑的好处就是，余切的写文速度远远超过以往。本来因为在学术上的投入，他不再像过去那样，能有几乎整天的时间进行写文章，现在个人电脑节约了他的时间。

    《地铁》的后几部可以拿出来了，很多读者已经催更了六七年。

    更为重要的是和朔伊布勒的邮件联系。

    为了写《新资本论》，他原本需频繁往来内地和欧洲，现在免去了差旅之苦。朔伊布勒拥有最高权限，他几乎对德国的经济指标了如指掌。

    「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相信我们会共同创造出一项杰作。巴登—符腾堡州是你的家乡吗？听说那里森林茂密，却又科技发达，工业实力强劲—一从你这里，我看到了德国人崛起的奥妙。」

    「那正是由你这样的人所推动的，你们使德国变成了奇迹的地方。」

    「我迫不及待收到你更多回应，我怀念推著你到处旅行的日子！」

    朔伊布勒收到邮件后，激动的手足无措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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