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档案馆回来之后，我把那些复印件摊在桌上，看了整整一夜。人员名单、工程日志、项目概况，每一页都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。1956年那个林深，和我同名同姓的人，他进过那座塔，没有再出来。搜救队只找到了他的衣物，人不见了。塔把他吃了。

天亮的时候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腿麻了，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。右手上的那道疤在晨光里是暗红色的，还没有字，但边缘已经开始发痒。它在准备刻字。和左手一样，等它准备好了，字就会一个一个长出来，“死亡等我”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不知道。

我去了趟广州图书馆。不是去借书，是去找一个人。我在省档案馆查档案的时候，注意到1956年援外项目的工程日志最后一页，签名栏是一个叫陈厚德的人。项目组长。如果他还在世，应该九十多岁了。

广州图书馆有退休工程师的联谊会，每个月一次。我查到了陈厚德的名字，还在名单上。联谊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陈厚德住在白云区的一家养老院里。我下午就到了。养老院在一条巷子深处，很安静，院子里有几棵老榕树，树冠遮天蔽日。护工领我上了三楼，敲了敲走廊尽头的门。

“陈老，有人来看您。”

门开了。一个老头坐在窗边的轮椅上，瘦，皮肤松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，手指关节粗大变形，指甲发黄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浑浊，不知道在看谁。护工推着我进去，搬了一把椅子，放在他旁边。

“陈老，这是林深。他想问您一些以前的事。”

他听到“林深”两个字，手指抖了一下。

我坐下来，从包里拿出那份工程日志的复印件，翻到人员名单那一页，指给他看。“陈老，1956年您去亚马逊的时候，这个林深，是您的同事。”

他低着头，看着那个名字，看了很久。浑浊的眼珠子里有了一点光，像快要灭的灯被风吹了一下，又亮了一瞬。

“小林。”他的声音像砂纸磨铁皮，干涩，沙哑，但我听懂了每一个字。“小林，他是我的测绘员。年轻，比你们都年轻。话不多，但做事利索。我让他测什么，他从不问为什么，测完了报数据，准的。”

“他后来怎么了？”

陈厚德沉默了一会儿。眼睛看着窗外，看着那几棵老榕树。

“我们发现了那座塔。不是我们发现的，是他发现的。那天我们在雨林里测绘，他说，‘陈工，那边有东西。’我问什么东西，他说‘石头，人工的’。我们走过去，拨开藤蔓，看到了那座塔。七层，石头砌的，和中国塔一模一样。在亚马逊雨林中间，一座中国塔。”

“你们进去了吗？”

“进去了。塔门是封死的，但侧面有个洞。不是我们凿的，本来就有。小林说，他先进去看看。他瘦，钻得快。我们在外面等，等了很久，他不出来。我喊他，没答应。我让另一个年轻一点的钻进去找他，进去之后，他也喊小林，没答应。但他说里面很大，有很多尸体。”

“七十二具。”

陈厚德转过头看着我。“你也知道？”

“我去过。”

他盯着我的脸，看了很久。眼睛从浑浊变得清了一点。

“你像他。不是长得像，是感觉像。小林站在那里，看塔的时候，也是你这个表情。不怕，也不好奇。像认识它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们把他从塔里拖出来了。他昏迷了，手上全是血。左手拇指，一道很深的口子，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的。我给他包扎，止了血。他醒过来，第一句话不是‘我在哪’，是‘它看到我了’。”

“谁看到他了？”

“他没说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变了。不说话，不笑，不跟人一起吃饭。每天一个人坐在营地边上，看着塔的方向。夜里也不睡觉，就那么坐着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牺牲的？”

陈厚德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牺牲。是失踪。有一天早上，他不见了。帐篷里的睡袋叠得整整齐齐，东西都在，人不在。我们找了他三天，在塔里找到了他的衣服，叠好的，放在那具‘子时’的尸体下面。人不见了。”

“你后来还去过那座塔吗？”

“没有。项目组撤了之后，再也没有去过。”
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，递给我。照片发黄了，边缘卷曲，折痕处已经磨出了毛边。照片里有十几个人，站在一片空地上，身后是绿色的雨林。陈厚德站在中间，年轻，头发乌黑。他旁边站着一个人，瘦，中等个子，穿着一件白色T恤。左手垂在身侧，拇指上的疤隐约可见。

“这就是小林。”

我看着那张脸。

是我。

不是长得像，是我。同样的脸型，同样的眉眼，同样的嘴唇。我的脸。二十多岁的我的脸。站在陈厚德旁边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

“陈老，这张照片能借我复印一张吗？”

“拿去吧。留着也没用。看了难受。”

我把照片收进包里。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着他。他坐在轮椅上，看着窗外的那几棵老榕树，阳光透过树叶落在他的脸上，一块一块的，像碎了的镜子。

“陈老，他还活着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从养老院出来，我站在门口，把那几张照片拿出来又看了一遍。那个1956年牺牲的林深——不，不是牺牲，是失踪——他的脸和我一样。不是巧合，是同一个人。不是同名同姓，是同一个人。他进了塔，消失了。然后我出生了。我身上的那道疤，不是七岁削苹果留下的，是他在塔里被割伤的那道口子。传到我手上，用了三十年才愈合。三十年，从1956年到1986年。我出生的那年。

那道疤不是伤，是传递。它从一个人身上消失，在另一个人身上出现。从一个身体换到另一个身体，从一个年代换到另一个年代。八百年了，它换过多少次，没人知道。只知道它现在在我手上。右手。

我打了一辆车，回住处。

车窗外的广州在倒退。高楼、天桥、广告牌、红绿灯。这座城市和雨林不一样，和那座塔不一样。但我知道，不管我走多远，那道疤都会跟着我。它不会消失，不会愈合，不会放手。它在等我。

等我回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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