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赶明用那些见不得光的阴招折腾了几年，满心期待能看到刘家、侯家人丁凋零、灾祸连连的景象。可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他日渐苍老的脸上。

马家的人丁，非但没旺起来，反而像入了秋的庄稼，显露出颓败的迹象，不断出现枯枝败叶，整株萎蔫死亡。

先是他的亲三弟，那个打小脑子就不大灵光的傻子，有一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瓶剧毒的农药，咕咚咕咚灌了下去，等人发现时，身子都已经僵了。村里人都私下议论，说是饿极了，误把农药当水喝了。可马赶明心里却蒙上一层阴影。

紧接着，六弟马赶冻去外地建筑队打工，才去了不到三个月，工地上就传来噩耗——雨天巡查临时电路时，不慎触电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当场就没气了。包工头赔了一笔钱，人拉回来时，已烧得面目全非。

这还没完。他那一门堂兄弟，原本就有些呆傻，娶了个同样不太精明的媳妇，生下的孩子，一个比一个憨，满村流着口水傻笑，成了村里的笑柄。全家老小挤在两间快塌的土屋里，全靠队里救济和吃“困难户”补助过活，成了村里最沉重的包袱。

另一房堂弟，更是在去镇上赶集的路上，被一辆失控的拖拉机撞飞，还没送到卫生院就断了气。

短短几年间，马家接连损折男丁，非死即残，剩下的也多不成器。原先还算兴旺的一大家子，迅速显露出衰败没落的气象。村里人看马家的眼神，渐渐从过去的畏惧，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怜悯，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。

马赶明慌了，也急了。他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老兽，焦躁地来回踱步。他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？那些阴招不仅没害到别人，反而反噬到了自家头上？

夜深人静时，一个更可怕的念头攫住了他：莫非……是马家自己的老坟出了问题？祖宗不安，所以才降下这等灾祸，让子孙凋零？

他想到了迁坟。请个更高明的风水先生，寻一块真正的宝地，把祖宗的骨骸迁过去，改改马家的运势。

可这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现实浇灭了。迁坟是大事，需要兄弟子侄共同出钱出力。他去跟剩下的几个兄弟商量，不是推说没钱，就是借口“祖宗之地，动不得”，没一个支持的。他看着那些或麻木、或闪躲的眼神，心彻底凉了。马家，早已不是他能一呼百应的那个马家了。人心散了，气数，好像也尽了。

一股邪火，混合着绝望、嫉妒和不甘，在马赶明心里越烧越旺。既然暗地里的阴招不灵，甚至可能害了自己，那就来明的！

“暗着不行来明的！”他咬着后槽牙，对自己说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挤出一个扭曲而狠厉的表情，“我们家出不了人才，你们也别想！要烂，大家一起烂在泥里！要死，就死一块儿！受罪，都有份儿！”

第一个遭殃的，是我大哥。

那一年，冬季征兵开始。我大哥已经长成了结实挺拔的小伙子，各项条件都符合，体检政审一路过关，眼看就能戴上大红花，走出这黄土地，去闯一片新天地。这对于任何一个农家子弟来说，都是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。

马赶明坐不住了。他先是四处散布谣言，逢人便说，故作神秘：“哎，听说了没？刘家那大小子，看着老实，背地里可爱耍钱呢！年前还在韩老四家推牌九，输了好几十！”“啧啧，酒量也不行，一喝就醉，醉了还耍酒疯，这号人去了部队，不是给咱刘庄村丢人吗？”

这些谣言像苍蝇一样在村里嗡嗡乱飞，虽然多数人不信，但总有些耳朵软的听了进去。

这还不够。马赶明竟然厚着脸皮，直接跑到公社的征兵办公室去闹。他摆出一副“大义凛然”、“对部队负责”的架势，拍着桌子对征兵干部说：“领导，你们可得把好关！刘桥那小子，可不能要！他以前在村里跟人打架，把人家头都打破了，品行有问题！这样的人到了部队，那是给解放军抹黑！”

征兵办的干部起初还耐心解释，说政审已经通过，没有这些问题。马赶明却胡搅蛮缠，一口咬定是大队包庇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甚至赌咒发誓。他三天两头就去闹一次，坐在办公室不走，严重影响正常工作。征兵干部不胜其烦，虽然明知此人多半是无理取闹，但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心里难免对“刘桥”这个名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，审查更加严格，流程也被拖慢。

最终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“存疑”问题，加上名额有限，我大哥那次征兵，竟然真的黄了。

消息传回来，我大哥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魂，在家里闷了整整一个冬天，不出门，不说话，眼睛里的光都熄灭了。全家人都笼罩在沉重的失望和愤懑中。马赶明偶尔在街上遇见我爹刘麦囤，还假惺惺地叹气：“麦囤啊，孩子没走成？可惜了了……看来还是自身有问题啊。”  那副嘴脸，让人恨不得一拳砸上去。

我对他的坏是深有体会的。我们一个村两个生产队，地界犬牙交错，有时我给家里的牲口割草，不小心踩过界，钻进了九队的荒地，只要被他看见，哪怕只是几根枯草，他也会立刻扯开破锣嗓子，跳着脚骂上半天，什么“刘家没一个好种”、“专门破坏集体”之类的污言秽语，泼水般砸过来。

那年我大概七八岁，和几个半大孩子——马赶明的七弟马赶冻、韩耀先的小儿子韩大嘴、陈石头的二儿子陈顺邦，还有侯宽的孙子侯亮（外号琉璃蛋）——一起结伴去地里给羊割草。路过九队一块高粱地时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引进的矮杆高粱，秸秆据说像甘蔗一样甜。地垄边，散落着不少被人折下来啃过的高粱杆渣子。

马赶冻（我们叫他马七）馋了，撺掇大家：“咱们一人弄一根尝尝，甜得很！”

韩大嘴有些犹豫：“你大哥在会上骂过好几次了，不让折高粱杆，说这是新品种，要留种。”

马七把胸脯拍得啪啪响：“怕他弄啥！他来了我对付他！我是他亲弟弟，他能把我咋着？”

陈顺邦也劝：“不是你家的，你说了不算。你大哥那人……看到非得揍人不可。”

马七眼珠子一转，口气更横了：“他敢打我？他今天敢动我一根指头，晚上我就去他家，一把火烧了他全家！”

有他这番话“壮胆”，几个半大孩子到底没抵住甜杆的诱惑，互相怂恿着，窸窸窣窣钻进了高粱地，一人飞快地折了一根相对干甜的高粱杆，掐头去尾，把青青的叶子塞进篮子底下掩盖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啃起来。

刚嚼了两口，甜汁还没咂摸出味儿，旁边的高粱棵子猛地向两边一分，马赶明像一头暴怒的土豹子，“呼”地一下钻了出来，脸色铁青，眼睛里冒着火：

“你们这帮有人生没人教的兔崽子！敢毁坏队里的庄稼！今天我不打死你们，我跟你姓！”

按照常理，这时候撺掇大家的马七，是不是该站出来，按他之前的“豪言壮语”扛下责任？只要他说一句：“哥，是我让他们折的。”  马赶明再怎么生气，也不可能真的往死里打自己亲弟弟，最多骂几句了事。

可马家这种自私自利、临事反水的“基因”，在马七身上得到了完美传承。他和他爹、他哥，真像一个窑里烧出来的歪嘴尿罐子——表面看着像个物件，里头装的全是腌臜。我和马七几乎同年，我们两家的关系，就像我们的父辈——我爹刘麦囤和马赶明，甚至像更早的刘汉山和马高腿。马七也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跟他打交道，总是吃亏上当。

一看自己哥哥真来了，还怒气冲天，马七瞬间就换了副嘴脸。他抢先一步，指着我们几个，对马赶明说：“大哥！我可拦不住他们！是他们非要折高粱杆吃！一个个嘴馋逼浪的，没一个好东西！打他们！”

这一句话，把他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还把所有的过错和责任，都推到了我们头上，更给马赶明的怒火浇上了一桶油。

马赶明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我们几个。马七很“机灵”，立刻在心里把我们分出了三六九等：

韩大嘴，他不敢真得罪。那是我们这群孩子的“头儿”，他每天都泡在韩家玩，得罪了韩大嘴，他就没地方去了。

陈顺邦，他也不敢动。村里稍微知点底细的人，都隐约知道陈石头的媳妇麦黄梢，和马赶明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。

侯亮更碰不得。侯宽虽然在县里只是粮食局看大门的普通工人，但在村里人看来，那就是“在县里工作”的干部。打了侯宽的孙子，马赶明回家没法交代，肯定要闹得鸡飞狗跳。

于是，马七的手指，毫不犹豫地、精准地指向了我，那个既没背景、他哥又早就看不顺眼的刘家小子：

“大哥！都是这小子出的坏主意！刚才他还骂你呢，说咱们马家从上到下都是坏种，没一个好人！打他！往死里打！”

“轰”的一声，马赶明脑子里的那根弦，彻底崩断了。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根还没吃完的高粱杆，双手一折，“咔嚓”一声掰断，顺手就抄起了较粗的那一截，成了根现成的、结实的棍子。

他扬起棍子，带着满腔无处发泄的戾气和对我刘家积压已久的嫉恨，对着尚且年幼、毫无防备的我，劈头盖脸地、用尽全力地猛抽下来！

棍子划破空气，发出骇人的呼啸，然后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、肩上、背上。那不是什么教训孩子的抽打，那是夹杂着成人恶意的、近乎疯狂的殴打。每一下，都结结实实，痛彻骨髓。我被打懵了，连哭喊都忘了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只有棍棒着肉的闷响和骨头承受重击的震颤。

他抽了不知道多少下，直到自己气喘吁吁，没了力气，才喘着粗气停下来。后来我爹娘看到我身上的青紫淤伤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每次想起这次挨打，我总会不合时宜地联想到电影里江姐在渣滓洞受刑的画面——虽然性质不同，但那种毫无道理的、施加于弱小者身上的暴虐，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和恐惧，是相通的。

轮到我当兵的时候，马赶明依然是那座难以逾越的“绊脚石”。那时他虽然老了，但大队的民兵连长郭三念和支书李麻子，都还给他几分老面子，或者，是收了他的“心意”。

第一年报名参军，我自我感觉身体条件、政治审查都没问题，可最终名单下来，却没有我。我郁闷了很久，以为是自己哪里不合格，或者竞争太激烈。马赶明有一次在村里碰见我，还假惺惺地凑上来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用一种混合着讥讽和“关切”的语气问：

“刘家小子，咋还在村里晃悠呢？没去部队上站岗放哨、保家卫国啊？是不是……身体有啥毛病，验不上？”

我当时年轻，没听出他话里的恶毒，还老实巴交地摇摇头，心里满是失落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马赶明因为别的事和民兵连长郭三念彻底闹翻，郭三念一气之下，才在酒桌上把当年的龌龊事抖落了出来：

“马赶明那个老棺材瓤子！为了不让你小子当兵，可真是下了血本！给我送来两只五六斤重的大公鸡，一壶上好的花生油！给李支书那边，更是两条‘玉蝶’烟，两瓶‘睢州大曲’！就为了让我们在体检、政审上卡你一下，把你名字拿掉！呸！什么玩意儿！”

我们全家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第一年的兵役，是被他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给硬生生“买”掉的！

第二年，我倔劲儿上来了，继续报名。马赶明果然还想“如法炮制”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大哥在部队表现突出，几年后转业回来，分配到了县城一个不错的单位，并且因为工作关系，和县武装部的曾政委成了好友。我大哥把我们家兄弟参军屡受马赶明刁难的情况，原原本本告诉了曾政委。

曾政委是个正直的军人，一听还有这种事，大为光火。他亲自派人下到我们大队调查。在确凿的证据和上面的压力下，民兵连长郭三念被撤职查办，支书李麻子也受了严重警告。马赶明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，第一次被摆到了明面上，虽然因为年代久远、证据不全，没直接处理他，但他的名声在公社和县里算是彻底臭了。

而我，终于扫清了障碍，顺利通过选拔，踏上了北去的列车，成为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（当时号称“万岁军”）的一员。后来，因为表现优异，我被选拔进入军校深造，毕业后提干，最终调到了北京军区工作。

许多年后，我探亲回到刘庄村。

村子似乎被时光遗忘了，除了多了几栋贴着白瓷砖的“时髦”平房，格局、道路、甚至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，都还是老样子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散发着一种停滞的、慵懒的气息。

我看见了马赶明。

他佝偻得厉害，几乎成了一个大虾米，蜷缩在老槐树下那片熟悉的阴凉里。身上穿着不知多少年前的、洗得发白且布满大大小小补丁的旧衣服，袖口和裤脚都磨破了，露出毛边，沾着新鲜的泥点。脸上沟壑纵横，像被风干的老树皮，嵌满了洗不净的尘土碎屑。眼神浑浊，失去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锐利，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茫然。

他看见了我，穿着一身笔挺的便装，提着行李站在村口。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似乎花了点时间才辨认出我是谁。然后，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嘴唇嚅动了几下，才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怯生生甚至带着点讨好的沙哑声音问道：

“是……刘家小子回来了？”

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。时光真是最神奇的雕塑家，能把一个曾经嚣张跋扈、恨不得把天都捅个窟窿的人，磨砺成眼前这副瑟缩、卑微的模样。心里没有预想中的快意恩仇，反而泛起一丝复杂的、难以言喻的酸楚。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，抽出一根，递给他。

他好像这辈子第一次碰到这么好的烟，急不可待地将烟含进嘴里，因为手抖，对了几次才对准。当我掏出打火机，“啪”一声为他点上时，他猛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大口，几乎把半截烟都吸进了肺里。

浓烈的烟雾瞬间呛入他衰老的呼吸道，他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脸憋得通红，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出来，弯下腰，咳得撕心裂肺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背过气去。那模样，狼狈而又可怜。

我赶紧上前两步，轻轻拍打他瘦骨嶙峋、几乎硌手的后背。好一会儿，他才缓过劲来，眼里咳出了泪花，脸上满是尴尬和窘迫，喘着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对……对不住，孩子……好久……好久没抽过这么好的烟了……没……没忍住……”

我笑了笑，语气平和：“没事，马叔，您慢慢抽。”

他这才重新把剩下的半截烟小心地叼回嘴里，这次，他吸得很轻，很慢，每一口都细细地品味，让烟雾在口腔里停留片刻，才缓缓吐出。那眯起的眼睛里，竟流露出一种近乎孩童般的享受和满足，仿佛在品尝什么琼浆玉液、稀世珍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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